馬世芳:記得那只隨身聽

2017-01-09 10:42:37馬世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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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這一輩人的手指,大概都還殘留著做這件事情的觸感:一手握著卡式錄音帶,另手拿一支六角柱形的筆(圓形不行),貫入錄音帶轉輪的孔洞,轉動筆桿,讓拖曳在外的磁帶收攏回去。若是手藝熟練,也有人會像竹簽串肉一樣把筆桿豎高,一圈圈甩動卡帶,讓它自己卷到底,這樣比轉筆桿快得多了。然而萬一失手,卡帶會飛脫出去摔破在地上,或者砸到誰的腦袋。什么時候得徒手卷帶子呢?可能是機器絞帶,拉出迤邐蜿蜒的磁帶,只能慢慢卷回去,還得注意磁帶順向,避免打結。另一種情況,就是隨身聽快沒電了,PLAY尚可運作,REW 與FWD 卻跑不大動,尤其若遇到就十分鐘甚至一百二十分鐘的錄音帶,磁帶太重,轉輪拉

得吃力,干脆罷工。

 

啊,這里遇到一個關鍵詞:隨身聽。

 

從十六歲那年算起,到二十五歲退伍出社會,有十年的時間,我的包包里永遠放著一只隨身聽、一副耳機、一疊卡帶,那是隨身聽的黃金時代。第一臺隨身聽是接收母親淘汰的舊品,大概有三分之二個便當大,深藍塑料皮套還附可以扣上去的細長背帶,讓你把機器掛在肩上。聽收音機得另塞一只錄音帶形狀、附有選臺旋鈕的機件,耳機則是一彎鐵片連著兩塊橘色海綿。如今回想起來,那套器材實在古樸得可以了,但那年頭能擁有這樣—臺尖端科技結晶,還是挺酷的。

 

那臺古董機沒用多久就陣亡了。隨身聽規格以驚人速度進化,我的第二臺隨身聽,也忘了是AIWA 還是Sanyo,小可盈掌,內建收音機功能,而且附送耳塞式耳機,整套系統可以輕易塞進口袋,價錢比之前那臺古董機還便宜不少。一九八〇年代中期,在光華商場大概三四千塊錢可以買到堪用的隨身聽。拿壓歲錢去請一臺回家,好好珍惜,起碼可以聽上兩三年,值得的。

 

隨身聽的流行,讓全球青少年立時擁有一座聲音筑成、專屬個人的碉堡。無論在公車、課室、球場、餐桌,只要罩上耳機,立刻與世界隔離,刀槍不入。那年頭還有不少專家學者苦心孤詣告誡年輕人聽隨身聽千萬不要開大音量,以免聽力受損。開玩笑,不把音量開大,外界的聲音滲透進來,“自我隔離”就破功了。一旦把自己關進這座碉堡,偶爾難免忘我,演出喜劇。不少人都有過這樣的經驗吧:閉眼聽歌,到高潮處忍不住跟著唱。睜眼一看,全班同學都轉頭瞪著你,還有臺上一臉苦笑的老師。

 

上課時間偷聽隨身聽,其實挺費事。即使耳塞式耳機已經全面取代耳罩式,耳朵掛著兩條黑線還是未免太醒目。有人把隨身聽放在抽屜,耳機線穿進衣服下擺,一路蜿蜒從后領穿出,耳機從左右耳后沿著上端繞半圈塞好。有人為了避免“萬情”事件重演,只聽單邊,耳機線一樣從下擺進來,從衣袖穿出,然后以手支頤,遮住那條線,佯裝專心思考貌。那年頭耳機漏音嚴重,音量稍大,歌聲與節奏樂器的高頻足以傳到兩排座位以外,所以誰在偷聽,一“耳”了然。

 

買了隨身聽,有了自己的碉堡,接下來最重要的事,就是用卡式錄音帶筑墻,我的房間書桌靠墻正面便是一疊疊卡帶砌成的墻,總有幾百卷吧,時不時會“坍方”,那是因為:常要把壓在下面的卡帶抽出來聽。

 

一九八〇年代末,一卷正版錄音帶大約是一百或一百零五元,后來像計程車起跳價一樣五塊五塊地漲,到一九九五年我退伍的時候,已經賣到一百三十元了。起初翻版.盜版的市場仍然很大,據說一九八〇年代末的唱片市場,正版與盜版的比例是一半一半,也就是說,當年賣破百萬張的葉啟田《愛拼才會贏》,實際流通量在兩百萬卷之譜,等于彼時全臺灣總人口的百分之十。我的長輩常憶起早年舶來音樂珍罕難尋的年代,唱片行往往兼營“代客錄音”服務,替客人把他選定的歌拷成卡帶,酌收工本費。這項業務到了我的青春期倒是不常見了,不過,我代人應該都記得夜市地攤“三卷一百”的豪氣行情。

 

很可惜,我迷上的那些老搖滾,夜市地攤是找不齊的,也很難有“三卷一百”的行情,許多傳說中的偉大專輯,連正版錄音帶都壓根兒沒處找。一九八〇年代末,正是臺灣引進西洋音樂的轉折時期。早年國外作品著作權混沌不清的環境,“翻版”生意未必違法,一九七〇年代的翻版市場非常精彩,許多未必暢銷也未必主流的作品都可以在臺灣買到,價廉物美,滋潤了不只一代人的文化教養。一九八〇年代中期,臺灣唱片公司陸續取得國際集團正式授權發行“代理版”,那些原本充斥市面的“翻版”一下都變成了“盜版”。那些在唱片公司“西洋部”工作的前輩往往極有使命感,不但系統引進經典作品,還親自撰寫深入淺出的導聆文字。一張張附在卡帶盒里的歌詞與解說文一篇篇印在卡帶背面側標的介紹文案,常可嗅出那股地下黨秘密結社的氣味。他們既像盜火的普羅米修斯,也像燃燒熱情的傳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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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動問答 】


Q1. 新書為何叫《耳朵借我》?

“耳朵借我”一詞典出披頭士的《靠朋友幫點忙》(With a Little Help from My Friends)。鼓手

林戈(Ringo Starr)唱:Lend me your ear and I’llsing you a song。演唱會上歌手high 起來常對觀眾高呼“把你們的手借我!”——我便是抱著這樣的心情,希望可以給大家述說多少曾被誤解、被輕蔑、被遺忘甚至被屏蔽的這些人、這些歌:“來來來,耳朵借一下,說幾個故事給你聽。”

 


Q2. 您珍藏的卡帶有多少?可否列舉三個您最喜歡的卡帶。

九十年代初就漸漸少買卡帶,改買CD。三年前搬家清掉了幾百張CD,現在CD 大概還有四千張,黑膠唱片大概幾百張。學生時代攢的幾箱卡帶,總有幾百卷,放在老家占地方,十幾年沒再聽,去年都清掉了,只留一小部分實在舍不得扔的,包括最最珍貴的,得自家母的十幾卷七十年代以降的錄音資料,其中還有我和弟弟小時候說話、唱歌的聲音呢。若論音樂,


這里面最珍貴的應該是1977 年,恒春民謠歌手陳達在臺北「稻草人」西餐廳的演唱錄音,和1980 年羅大佑出版《之乎者也》之前,以四軌機錄制的幾首小樣。另外還有一卷卡帶得自大陸的朋友,我也很珍惜:1992 年12 月,崔健北京演唱會實況錄音。

 


Q3. 您還有聽卡帶的習慣嗎?

現在不聽卡帶了,卡座皮帶老化,一直沒送修。若真要講究原汁原味,還是聽黑膠唱片。

 


Q4. 現在有很多網站,手機APP 幫人們構建音樂的圈子,省去了很多自己尋找同類的過程。您怎么看待這樣的現象?

數字革命讓音樂和音樂相關的信息,不再專屬于少數有門道、有辦法的樂迷,功德無量,善莫大焉。

 


Q5. 運動一詞常讓人聯想到社會運動。您認為臺灣民歌運動的社會意義是什么?

民歌運動的運動二字,得從寬認定,并不是有策略有組織有明確目標的那種社會運動,而更像是一股慢慢凝聚、緩緩延燒的氣氛、然后形成風潮。這題真要細講,可以用一整本書來回答,我推薦有興趣的朋友讀一張釗維先生爬網臺灣民歌運動歷史的重要著作《誰在那邊唱自己的歌》,當然,拙作《地下鄉愁藍調》《昨日書》和《耳朵借我》也有不少篇章觸及這個問題。



Q6. 您的《耳朵借我》是一本關于華文世界的音樂文集。如果四十年后有人要寫一本新的書(比如就叫《耳機借我》),您認為他會寫些什么故事?

我也很想知道,希望能活到那個歲數啊。也偷偷期待我的書到時候還有幾個人愿意挖出來翻翻,雖然我也知道,希望極其渺茫。



馬世芳

1971 年夏生于臺北,大學時代開始在電臺引介經典搖滾。著有散文集《地下鄉愁藍調》《昨日書》,合譯《列儂回憶》,合著《在臺北生存的100 個理由》,統籌編輯《1975-2005 臺灣流行音樂200 最佳專輯》等書。目前在臺北News98 主持『音樂五四三』節目,并持續撰寫雜文、專欄與音樂文字。


(文章節選自馬世芳新書《耳朵借我》)

編輯/葉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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