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德拉 ? 阿瑪拉: 法國女性新氣象

2016-11-21 10:28:39董懂


2013年3月8日,法德拉?阿瑪拉在方所,分享她對女權主義斗爭的看法,以及她是如何從新移民后代,成長為女政治家及女性主義者的。

 

我是一個女權主義斗士,也是一個女性政治家。對于我來說,爭取性別平等是非常重要的。也正是由于從事爭取性別平等的運動,我在法國成為了家喻戶曉的人物。我所從事的這種戰斗,在法國比較貧窮的地方展開,尤其針對法國社會最低層人群。這使我在法國媒體中知名度非常高,這種高知名度使薩科齊總統從政期間把我招入了他的政府。

 

我個人的奮斗史比較特別,也正是這樣的經歷使得我有可能進入到政府。我生于一個比較貧困的家庭,父母是來自阿爾及利亞的移民。我的父親是一個文盲,他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從阿爾及利亞移民到了法國,那個時候,法國正在處于重建期間,需要大量的勞動力來進行建設。在上世紀五十年代的時候,發生了阿爾及利亞獨立戰爭。我的父親深愛著自己的故土,他參與到解放阿爾及利亞的斗爭當中去了。

 

六十年代時,他決定要結婚。于是回到了阿爾及利亞,找到了我的母親,把她帶到法國結婚。在當時,法國有一個家庭全員政策,如果是已婚移民,可以將自己的配偶從阿爾及利亞帶回到法國。我母親是一位家庭主婦,從來沒有工作過。她成長在一個非常崇尚傳統的家庭里,在我們當地的傳統當中,婦女沒有任何權利來發表自己的言論。所以大家知道,我父母的婚姻不是基于愛情基礎,而是一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但即便是這樣一種婚姻,他們倆在一起也幸福地生活了五十多年了。直到今天,他們已經變成不可分離了。我想他們如今是相愛的,但是之前可不一定。

 

當然,有非常多婦女經歷了這種被強迫的婚姻。我的母親是這種暴力的犧牲品。她也是父系社會的犧牲品,尤其是傳統的父系社會。她處于一個從屬受壓迫的地位。這使得她根本沒有任何權利。我長大以后,進入了法國學校學習。在學校里,大家談論的是盧梭,是伏爾泰。我們談到的是自由、平等、博愛。正是我所接受的教育促使我后來進行爭取性別平等的運動。實際上,在看到我母親受到一些不公正對待的時候,我是深感受傷的。當然不光是我母親。小時候,我居住在一個移民聚居貧困的區域,在那里,我所看到的是眾多受到傷害的婦女。如何反抗這種現狀呢?我就拿起了唯一的武器,就是我的言論。在我們居住的區域里,大部分都是非常貧窮的家庭,這樣的家庭,對于男孩和女孩的教育方式是完全不同的。我是穆斯林,是非常虔誠的教徒。對于伊斯蘭教的男性來說,他們對伊斯蘭教的闡釋和理解實際上完全是基于對婦女的壓迫。所以我決定對這種現象說不。我不能接受女性處于從屬和屈從的地位。而且我也不能接受男性主宰的現象。基于以上的原因,我決定從政。

 

為什么我說我的個人歷史是非常困難的呢,因為我是移民的后代。

 

雖然父母都是阿爾及利亞人,但我生長在法國,所以我有法國國籍,是法國公民。但是實際上在很多法國人眼里我還是一個外國人。在法國,18歲的公民就有選舉權。我所采取的第一個行動就是:當時我已經有了投票權、選取權,我要好好地利用它,作為發表言論的工具。所以17歲半的時候,我就組織了我的第一次示威。當時組織這個活動,是去每一個貧困落后的區域呼吁已經擁有選舉權的年輕人登記投票,參與到選舉當中去。

 

在那次活動當中發生了兩件事情。首先我們的活動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通過活動我們號召了非常多的年輕人,尤其是移民的后代,投入到選舉當中去。第二件事是比較負面。當我們到市政廳門前示威時,我們看到的是一群警察。那時我第一次被捕了。父親不得不來到警察局接我,因為我還是未成年人。我的父親非常害怕政府機構,移民都非常害怕警察,害怕權力機關。因為移民在法國只擁有一個居留證,他擔心自己會不會因為女兒被遣返回國。我得承認,在當時我確實遇到了一生中父親對我最嚴重的體罰。我向父親保證,以后再也不這樣干了。當然,一旦抓住機會,我就沒有遵守諾言。我又重新開始,繼續組織游行示威,同樣還是為了爭取平等。所以我的年輕時代,也是上世紀的八十到九十年代那樣的,當時的運動在法國各地都掀起了討論。我們的行動是想提醒社會輿論關注到我們所面臨的狀況。同樣也希望政界的領導們能夠聽到我們的聲音。

 

在一些貧窮落后點的區域,女性,或是一些年輕女孩的現狀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有一些倒退。當時女性會遇到來自三方面的壓迫:首先是她們的經濟情況非常不樂觀,在這些貧困地區有很高的失業率。第二個她們所面臨的問題是大男子主義,就是男性占主導地位,而且家庭里的母親依然延續古老的傳統。第三個問題來自于宗教,也就是伊斯蘭主義原教旨主義。因為有這三種形式的壓迫,使得女性們不得不犧牲自己的生活。

 

當然也有這樣的男性,他們生在法國,但父母是移民,尤其是穆斯林。他們對于自己姐妹們的行為發生了很多變化。因為許多宗教人士使得這些年輕人皈依到宗教里,給他們灌輸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思想。這些年輕男性便開始禁止他們的姐妹化妝,和穿她們想穿的衣服。比如說禁止他們的姐妹穿牛仔褲,還有禁止她們穿裙子,甚至長裙也不行。也就是說,他們的姐妹要把自己的身體包裹得嚴嚴實實,尤其是要把頭發蓋住。所以當時在法國的貧困區域,很多女性都開始包頭巾,有時候甚至不是一塊簡單的頭巾,而是從頭包到腳的長巾。

 

越來越多女性戴頭巾,開始一個、兩個,最后到幾千個、上萬個。我決定必須采取行動去阻止事情的發展。而且我不光在女性當中,也在男性當中開展工作。我們組織了一次環法游行。我們每到一地,都與當地人討論女性遇到的問題,她們遇到的壓迫。我們也引起了政界人士的注意。我們希望政府能夠出面反抗這種壓迫,禁止對于女性的隔離。我們這次的環法游行確實觸及到了社會輿論。輿論認識到在法國這樣注重人權的國家里,在特定的區域里面還是存在對婦女的壓迫。一些政府人員也了解到這種現象的發生,但是他們置之不理。

 

在我們環法游行開始時發生了一樁悲劇,對于法國來說簡直像海嘯一樣。一個年輕女性在她居住的區域里被活活燒死,因為她拒絕男友復合的要求。她為自己的不屈服付出了生命的代價。她就是因為說了“不”而死去了。當時的社會輿論被這個事件震動了。在此期間我們繼續環法游行,媒體開始關注我們的行動。

 

在此事件發生之后,社會輿論的關注和討論中,有越來越多的人參與進來。2003年3月8日,我們的游行到了巴黎,在巴黎舉行了聲勢浩大的示威行動。我們的口號是“不放蕩,也不屈服”。在這個口號的帶領之下,有將近三萬人參加了我們的游行示威。當時不單是法國媒體,全世界的媒體都參與進來關注我們的活動。在活動中,我的手機響了,讓我吃了一驚。人生當中第一次,大吃一驚,因為總理給我打了電話,他希望能夠跟我見面。但我的問題是我沒有一條漂亮的裙子去見他。我只有一條破破爛爛的牛仔褲,和一雙球鞋。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這一身打扮去見總理實在是有點難堪。這是女性的愛美心理在作祟了。但是作為女權主義的斗士,我首先想到的是讓總理聽到我的聲音。總理接見了我們后,當時的總統,希拉克總統也接見了我們。很快他們傾聽了我們的意見,也了解了當時的形式。

 

“不放蕩,也不屈服”運動的確是聲勢浩大的。這次運動不僅是法國全國性的運動,后來也發展成國際性的運動。我們和國際上非常多的女權主義者一起合作。非常多的歐洲國家也對我們非常支持,比如瑞典、德國、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他們也希望能夠在自己的國家內發起“不放蕩,也不屈服”的運動。甚至穆斯林的阿拉伯國家女權運動的組織也跟我們進取得了聯系,比如北非國家,像阿爾及利亞,托尼斯,埃及,甚至還有遠東的一些國家,比如黎巴嫩。實際上在那之前我從來沒有遠行過,我趕快去申請了一本護照,從而可以到國外去。

 

到此為止“不放蕩,也不屈服”的運動是一個國際性的運動了。這個運動的名稱,也就是這個運動的口號,“不放蕩,也不屈服”,這是字面的翻譯,因為法文的原意是“婊子”的意思,就是“不做婊子”,可以看到這口號是非常令人震驚的。為什么要用到這么強烈的字眼呢?主要是希望喚醒公眾的意識。不光是對于女性,還包括一些男性,這句話不單單是一個口號,更多的是希望我們能夠團結在一起,尤其是喚醒大家的意識,參與到反抗當中去。

 

這樣的運動對于很多女性是非常困難的,因為我們生活在兩種文化之下。首先有我們國家的文化,需要尊重先輩傳留下來的傳統,另外一方面我們還需要結合所在國家,比如法國的文化和傳統,法國文化講到的是人權,講到的是人道主義。所以有時在我們當中有一些人會遇到身份認同的問題。我決定,面對這兩種文化,我要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對于負面的問題我完全拋棄。2007年薩科齊贏得了選舉,他是右派,我是左派,但他依然讓我進入到他的政府中去。他對我說,我們需要您的幫助來改善貧困地區的現狀。雖然我們不屬于同一個政治陣營,但我還是接受了他的任命,因為我相信移民還有移民的孩子需要我們的保護去抵抗宗族歧視和個性歧視。但他們也需要尊重法國的價值觀。所以這就是最后。我是一個阿爾及利亞移民的女兒,是一個工人的孩子,而且我的父親是一個文盲。正是由于共和國的學校,正是由于我不懈的斗爭,我最后成為了法蘭西共和國的部長,這就是法國。我們不僅要有女性在進行統治,還要建立一個公正、公平的社會,男性和女性擁有同等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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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德拉?阿瑪拉(Fadela Amara),法國女政治家。在薩科齊總統時期,她擔任國務秘書,負責城市政策。現任社會事務部監察長。1986年,阿瑪拉成為“法國反種族歧視組織”(SOS Racisme)成員。阿瑪拉還成立了“婦女委員會”,致力于及時收集更新貧民區的女性現況,持續關注女性的生存現狀、性別平等、種族歧視等議題。


(編輯/伊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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