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寧:城市一直在剝奪農村

2016-11-20 22:25:50歐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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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城鄉互哺這個議題是當下中國最重要的議題。從2002年就開始,這個議題也變成了我工作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我后來的工作幾乎都跟這個議題有關。從拍三元里的紀錄片到大柵欄的紀錄片。到2009年我做深圳香港雙年展,其實那是一個以城市建筑為主題的雙年展,但是從我那一屆開始,我加入了農村的思考,我組織了一個農業中國的討論會。一直到我做《天南》,創刊號我們的主題就是“亞細亞故鄉”,其實就是關心亞洲地區城鄉關系失衡的問題。看亞洲的知識分子怎樣離開城市,回到農村,從事鄉村建設,企圖把城鄉關系的失衡扭轉過來。

 

2002年我受威尼斯雙年展委托做廣州城中村三元里的研究,大家都知道三元里是廣州一個被城市包圍起來的村莊,它是典型的嶺南農業聚落。因為80年代初廣州啟動城市化令它產生了流變,變成了都市村莊。因為三元里村在行政管理上很模糊,它既不是農村,也沒有納入街道,所以它的行政管制非常松懈,導致有很多外來人口在那里居住,也就形成了所謂貧民窟這樣一個社區。貧民窟表面上來看是城市的問題,但如果我們深入追究這個問題會發現城市里面的貧民窟跟農村,農民的破產有很大關系。所以在做三元里研究的時候,我順著這個問題往上追溯,慢慢就發現中國城市的問題離不開農村的問題,它其實是同一個問題的一體兩面。

 

2006年我到北京研究大柵欄。這里跟三元里很不一樣,因為它是由北京行政經濟發展不平衡造成的。三元里是一個農業村,是因為土地制度不一樣造成的。雖然兩個城市角落貧民窟的成因很不一樣,可他們都有一些共同的形態,他們都位于城市的中心,而且密度非常高,第三都是外來人口、貧困人口的聚集地。所以在記錄大柵欄的過程中,我發現大柵欄幾乎是各省來北京上訪或找工作的民工聚居的地方。我在街道上拍這些外來者的時候經常有這些感觸:這些因為農村的破產而被迫來到城市尋找工作機會的農民工們,他們到了城市之后,因為他們的能力比較有限,所以他們分享不到城市的一些公共資源,所以就只好蝸居在這些條件很差的貧民窟里面。

 

這讓我想起我自己的故事。我有一個妹妹,她在念完初中之后有一年暑假被一個開到我們家的招工車帶到了深圳,開始在一個電子廠工作。我家是在湛江下面的一個農村。那時候我在深圳大學上學。我妹妹每個月大概有400元的工資,總有200元給了我。她對我幫助非常大,所以我在城市立穩腳跟以后就想回她,于是就買了個房子給她。我這個妹妹跟我一樣是農村出來的,可是她在深圳生活了20年,今天仍然沒有辦法建立一種自信。她完全沒有辦法融入這個城市生活,當她跟她的同事在一起的時候,那種自卑感會自然流露出來。我就是覺得在我們這個社會,像我妹妹這樣來自農村的人,讓她重新獲得一些知識和技能,重新建立一種自信特別的重要。所以當我在三元里或大柵欄拍攝這些人的時候,其實我就看見了我自己的家,看見我的來路。我從小在農村長大,小時候很討厭農村,因為農村條件很惡劣,沒有資訊,也沒有工作機會,所以從小我就立志要讀書離開農村。可是慢慢在城市里面找到自己的位置以后,我就開始想念農村了。我開始意識到,以前所憎恨的那種貧困其實是一種財富,因為正是它驅動我去努力在這個社會上打拼。有了這樣的觀點以后,我開始了尋根,我重新意識到了農村的價值。一方面也是在城市住多了,對城市的問題有了很多切身的體會,所以返鄉的欲望就越來越強烈。

 

這就是為什么今天我定了這樣一個議題。它是我個人這十年來工作的主要內容,同時也是今天中國社會最緊迫、最重要的議題。因為大家都有共識,要解決中國的問題,必須要從農村入手。這個結論是從民國以來到現在都沒有改變的。中國農村的問題一天不解決,中國整個國家的問題都沒辦法解決,因為中國農村占據了中國最大的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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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城鄉互哺到底是一個怎樣的概念呢?這個概念我不是從書上看到的。是因為我2007年做完大聲展之后對返鄉的愿望越來越強烈,所以就采取了行動,第一次到了皖南,跑了六個村莊。我特別喜歡那里,所以
后來不斷地去。我為什么那么喜歡皖南農村呢?不僅僅是因為那里有很漂亮的徽派建筑,最重要的是我找到了當地農村跟城市很和諧的關系。通過實地走訪和閱讀古籍文獻,我發現在明清兩代,徽州地區農村跟城市的關系是互相養育的。徽州農村會輸送很多子弟到揚州、上海、蘇州這些地方做生意。這些子弟到了這些大城市以后通過經營茶葉或鹽的生意形成了徽商這樣一種強大的力量。這個徽商在城市里面有同鄉會,會有自我保護。他們在城市里面積累的財富會反哺故鄉,讓他們的妻子、父老鄉親有錢去蓋很漂亮的房子,村里面也有財富去照顧那些貧困、孤寡的人。如果當年不是因為有徽商,今天的徽派建筑不會那么輝煌的。這樣其實很好的讓鄉土社會有一個綿續,讓鄉土社會和宗法結構有一個良性的增長。這種財富力量就是靠城市的反哺。我發現這樣一種城鄉關系是最和諧最理想的,而徽州地區就是這種互哺關系非常完美的例子。

 

那明清以來的這種和諧的關系是怎么被破壞的呢?最大的原因就是所謂的現代化。晚清之后,中華帝國開始倒塌,現代化的力量開始進來。從西方導入的現代思想開始沖擊中國的社會。我覺得中國的社會不管是北京還是普通的農村,其社會結構都是以宗法和血緣關系組織起來的。從社會結構的角度來講,北京也是個大農村。因為農村的空間結構叫插敘結構,它是按照村里面的一個姓,族長為這個村的中心點。和族長關系越密切的人在村莊里的分布就離中心越近,越向外沿延伸出去的親緣關系就越疏。所以北京整個城市的規劃也是呈這樣一種插敘結構設計的。由此可見,中國社會是個鄉土社會。但是現代化進程開始之后整個社會結構受到沖擊,就全亂套了。所以明清以來那種很和諧的城鄉關系就出現了倒懸。

 

大家都知道1920年代開始有大量的知識分子從事鄉村建設的運動。那民國時代的農村究竟是怎樣的呢?一方面,國外一些大的資本想在中國推銷他們的產品,包括上海的銀行家也把資本轉移到農村,希望推動農村的購買力,催生出一個新的工業產品的市場。另外就是本身民國時代政府不斷的更迭,每換一次政府稅收都會變一次,加上兵禍連天,農村衰敗得很厲害。所以說民國時代的農村是非常慘不忍睹的。

 

那新中國建立之后其實對這種傳統的城鄉互哺關系的破壞就更嚴重了。大家都知道共產黨是靠動員農民來參加革命的。動員革命要有個許諾,因為他答應了來參加革命就能拿到土地,所以在取得政權以后就要進行土地制度的設計。他先是通過早期互助運動把土地進行集中,然后設計了一種一直通行到現在的土地制度,那就是城市里面的土地是國家擁有,農村里面的土地是集體所有。集體所有就是說你的農地是屬于整個村的,如果你要賣這塊地就要經過所有村民的同意。這個土地制度實際是今天很多社會問題的根源。還有就是1958年開始實施的人民公社運動。當時的中央政府要發展工業,特別是要用糧食換取蘇聯原子彈的制造技術,所以要通過人民公社把土地高度集中,采用軍事化的管理,集體勞動,平均分配,通過這樣希望能把農業的產量催出來,再把這些農產品出口到蘇聯去,來支持國家的工業化。所以農民當時基本上生產的糧食都上交給國家了。也就是說中國的工業化其實是把它的成本轉嫁給了農村的。中國工業化所需要的資本是由農民來負擔的。

 

工業化時代之后,大概在70年代末,中國開始城市化。城市化就是中央政府覺得我們中國應該把更多的土地發展成為城市,這就是為什么在各地房地產的發展很轟轟烈烈。然而土地儲備根本填不滿房地產巨大的胃,因為土地的需求很大,政府就通過行政手段,把本來屬于農民集體所有的農地征收過來再高價賣給發展商。這樣一個城市化的過程,也是把它所需要的制度成本和經濟成本轉嫁給了農村。如果沒有農民出讓的這些廉價土地,中國的城市化是發展不起來的。

 

所以我們從歷史來講,中國明清以后,城市和農村的關系,用一句話來概括就是城市一直在剝奪農村。我剛用了一個詞叫“倒懸”,就是說已經不是以前那種互相哺育的關系了,而是城市拼命地從農村吸取,大量的農業剩余被現代化提取了。農民傳統的村社經濟的分配方式因為受到國家政權的強行提取,導致分配失衡,農村也因此出現了很多的矛盾。

 

(本文節錄自歐寧于2012年10月7日在方所的講座)


  編輯/伊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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