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冠中:香港是如何出現的

2016-11-21 10:22:16陳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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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著名作家、文化媒體人,著有《盛世》《什么都沒有發生》《城市九章》等,亦曾監制編寫多出電影及舞臺劇本。1976年創辦香港歷史上最悠久、最知名、最具代表性的都市文化月刊《號外》,并曾在90年代中任北京《讀書》雜志海外出版人,被譽為香港“城市生活文化評論”的先行者。曾任綠色和平國際董事,現為民間國際主席。


我發覺我自己在過去的十幾年,整天都在寫一些文章去補充別人說香港。我不是真的研究香港的人,但是我經常看香港的書。然后看到一些另外論述香港的時候,比較粗糙,或偏頗的話,我就有種沖動去說點什么。所以過去十幾年,我雖然沒有真的做香港研究,但是我整天寫文章,想提供一種比較豐滿的香港論述。

我最近在香港出了一本書,叫《中國天朝主義與香港》,這邊還沒有。里面其中有一章就說:只有細說歷史,才能拯救香港論述。香港的論述很多,香港的標簽很多,很多人喜歡用標簽來形容香港。其實我們看細一點歷史的話,這些標簽都不見得是很合適的。魯迅1925年在香港演講時,有個文化人就問了他一個問題,說我們香港是個文化沙漠。當時魯迅就說:“不是啊,香港不是文化沙漠。”魯迅不同意1925年的香港是文化沙漠,然后魯迅又說:“就算是文化沙漠也是可以變的。”但是我們知道這樣的標簽一下來,是很難改變的。直到今天網上仍有很大部分說香港是文化沙漠。這個標簽最早就是在1925年提出的,即便魯迅說不是,就算是也可以改。但是改了幾十年還是給人認為是文化沙漠。


80年代是香港經濟起飛得特別厲害的時期,文化上則可以追溯到更早一點,就是我們這一代,怎么會有“香港人”這個心態。當時除了歷史上一些客觀的原因,包括邊境,經濟的反差,文化的反差也越來越厲害。我常常說,我自己青春期的最早期,是在1964年。64年,英國的“甲殼蟲”樂隊訪問香港,引起很大的轟動,雖然很多人沒去聽他們的音樂會,但是很多年輕人像瘋了一樣,每個人都去買一個木的吉他去學吉他,然后都堅持要留長頭發,穿牛仔褲等等。父母反對得不得了,導致出現代溝和道德恐慌,就是上一輩很恐慌,但是嬰兒潮的新一輩青春期剛剛開始。64年在大陸是什么概念,文革前奏開始。這個反差非常大,跟同代的大陸人從未有過這么大的反差。然后我們青春期的尾巴,就是1971年,當時香港的股市瘋漲,從100點漲到1700點,后來又崩盤,掉到100多點,我們才知道原來股票可以賺這么多錢,股票還可以害死人。這就是我們的青春期教育,我們確實是很受西方文化影響的。在那個時候,香港有個年輕人的刊物叫《中國學生周報》,但是在65年的時候,有一個香港文化界的朋友創辦了一個《香港青年周刊》,他發刊時就說:“為什么我們要叫作中國學生啊?我們不是在香港嗎?應該叫香港青年。”我認為他這個說法是最早在文化界提出用“香港”作主體,不要用中國。他發刊時就針對《中國學生周報》。當時49年南來的文人,包括我們父輩,都是心懷祖國的,他們整天想回去,有的不能回去就出國,你問他是什么人,他們就說我是廣東人,我是上海人,他們不會說是香港人。但是,到了60年代中,我們的確想做另外一種人,我們不能說是中國人,因為中國就是文革的中國。但是我也不是英國人。我當時申請護照出國讀書,去到英國,護照是英國護照,下面寫著香港兩個字。我就在想我過海關是去英國人的窗口,還是外國人的,最后我選擇了排了英國人那個。但到我的時候,他就跟我說去排外國人那個。其實是一樣的護照只是多了香港兩個字。但對英國來說,我們還是外國人。那我們到底是什么人啊?所以他們就想到,可能我們就是香港人了。那時香港文化慢慢起來,而且跟大陸差異太大,所以他們才會覺得,70年代后期來到香港的,就變成“阿汕”了,嘲笑他們對城市文明不夠理解的感覺。“阿汕”這部電視劇最出名的一個場景就是,他一到香港去吃漢堡包,去吃了很多漢堡包,差不多吃死了,就好像坐牢太久一出來就吃太多東西吃死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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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80年代是香港文化、香港意識的高峰期。開始的時候是在60年代慢慢上來,然后到80年代就清清楚楚形成香港文化,跟中國大陸不一樣的。中國大陸其實這個時候已經改革開放了,所以香港人的出現是一個歷史產品,香港文化、香港意識也是,而且時間不太久,就是七八十年代慢慢出來的,但是這種心態有實在意義,而且是必須要尊重的,就是每個地方的主體文化出現,這個主體文化是歷史變出來的,而不是天生就有的,也不能說他是不會變的。它是開放的,它就是香港文化的一個特征。之所以80年我們產生了區隔,就是因為我們在中國主體文化之外,跟本來來自中國的嶺南文化加上大量的外國元素,我稱之為“雜種化”,這并不是貶義,就是因為“雜種化”才把香港文化跟大陸文化拉開了,大陸其實也有自己的“雜種文化”,就是蘇聯的黨國文化進入了整個大陸的文化,所以97年之后,我們才知道大陸有這么多種國情,這么多體制的做法。什么叫體制,這個體制是香港人不熟悉的,就是黨國文化,再加上中國特色。香港的“雜種文化”我們也加了香港特色,變成香港主體,所以這個80年代,我們是走得比較遠。但是其實,契合的機會已經存在了,除了70年代真的分得很開之外,到文革后期已經沒有那么厲害,但是人的心態剛剛就是在那個時候最厲害。1981年,香港本土第一次,出生的人多過外地出生的人,本土人多了,作了主體,是這樣的一個過程。


其實任何地方想出現有自己的特色,不能只是文化的消費者,你也一定要是文化的生產者,香港當初就是因為有些發燒友,去做點東西出來,那為什么我們不只看美國電影就算呢,為什么要去拍香港電影呢。為什么不去看日本的影集出來就算呢,為什么要去看香港的電視劇呢。開始的時候都做得很粗糙的,但是就是有人做,就是因為有本土特色就算制作比較差也會吸引到有人看,然后慢慢擴充,比如說香港的音樂,對于建立香港的身份是很有幫助的。其實也是廣州的情況,廣州已經有方所了,消費上廣州人算是領先了,上海在消費上也是很領先的,你說生產文化的在哪里?北京,第二名就是香港,輪不到上海,廣州有方面是挺強的,就是報刊,但其他方面還是很弱。所以還是要做出來,把地方的身份加強。就是一定要做文化的生產者,但是有些東西是很難做的,比如說國產大片,這肯定要北京包裝才行,要找李連杰來演。彭浩翔的電影,或臺北九把刀的電影,或像《桃姐》這樣的電影,其實他是個中眾電影,不是大眾大到全國都要看,有一部分人看就行了。廣州人難道就不能拍出像“那些年我們一起追過的女仔”嗎?這種電影如果在香港拍、臺北拍、廣州拍都可能,有中眾的收入,如果這電影在香港是大范圍放映的,也會把周星馳比下去。彭浩翔是個例子,林亦華也是個例子,舞臺劇從來是從本地開始的,你現在以本地人,然后才談巡回演出。林夕不用說了,他的詞流行了20年。其實這些并沒有這么大的成本,不是全國性的電視劇、國產大片,而是中等的電影、舞臺劇等等。有的國家才四千多萬人,廣東起碼有一億人加上海外華人,廣東歌起碼有一億人可以聽的。所以我覺得是做不做的問題,并不是沒有條件。


(本文節錄自陳冠中于2012年4月1日在方所的講座)


 編輯/伊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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