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大春×小寶:城市靠誰來記憶

2016-11-21 13:25:41張大春×小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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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大春,當代華語文壇公認的重要作家。好故事、會說書、擅書法、愛賦詩。臺灣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碩士,曾任教于輔仁大學、文化大學。現任輔大中文系講師、News98電臺主持人,曾獲臺灣《中國時報》 文學獎、吳三連文藝獎等。著有《四喜憂國》《城邦暴力團》《聆聽父親》《認得幾個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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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寶,本名何平,上海名士,著名專欄作家,電視讀書節目主持人。其參與創辦的上海季風書園亦是上海最知名之文化地標。著有《愛國者游戲》《別拿畜生不當人》《老而不死是為賊》《一生只為這一天》等。


小寶:我覺得看一個城市的文化可以有各種各樣的角度。譬如從某個角度講,廣州在文化上是一個非常厲害的城市。為什么廣州特別厲害?因為廣州人說的是廣東話。我覺得廣東話有一個非常大的好處,廣東話和普通話完全是兩種語言,廣東能在改革開放,包括再早一點,從民國時期開始,都是開風氣之先,領導了全國的變革,它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這里是說廣東話的。說廣東話的人可以理直氣壯地說“普通話我聽不懂”。我聽不懂就造成了一種隔離,造成了隔離之后,在廣東本身就會產生各種各樣的可能性。這是從語言的角度來看這個城市。還有另外一個角度,可能比較狹窄,那就是看一個城市有沒有文化,可以從它有沒有文學記憶開始。就是這個城市在文學上是不是曾有一些非常厲害的作家,在文學上留下了他的地位。比如說我們大家都知道的,英國的作家狄更斯,我覺得它就是代表了倫敦的作家。我們現在去英國玩,很多人寫游記會講“我終于找到了狄更斯的倫敦”,或者說“狄更斯的倫敦已經不存在了”。這就說明狄更斯作為倫敦的城市記憶,在歷史上是有他的地位的。再比如我們說到巴黎,我們比較年輕時讀的是巴爾扎克,巴爾扎克就是跟巴黎關系非常緊密的一個作家。說到中國,我們年輕時讀過的像廣州,我覺得歐陽山,是一個非常有廣州記憶的作家。如果說今天的北京,我們覺得當代作家里面有兩個是完全跟這個城市聯系在一起的,一個叫老舍,一個叫王朔。你要認識北京這個城市,你應該去看王朔的東西,看老舍的東西去。那劉吶鷗,就是跟上海的城市記憶聯系在一起的。

上海在很長的時間里,是沒有文學記憶的。雖然說上海是一個很大的平臺,各種各樣的作家都來過這里,比如說魯迅,他就在上海生活了

很長一段時間。但魯迅對海派作家是非常反感的,魯迅的作品里面也沒有特別跟上海有關的東西。還有一個作家巴金,巴金是長時間地擔任了上海作協的主席,但我們還是覺得巴金是一個四川作家。所以上海的文學記憶是空白的,很多人非難上海是有道理的,但這件事情在二三十年之前有所改變,就是從美國的夏志清先生,一直到我們現在講張愛玲的最后一個“男朋友”陳子善老師,共同打撈,把張愛玲從歷史的海洋深處打撈上來。雖然張愛玲也不是出生在上海,她在上海活動的時間也不是最長,但是毫無疑問,她成為了一個上海的作家。上海人現在比較光榮,你要講上海的文學記憶,馬上可以講到張愛玲。張愛玲的寫作成就,到現在為止,我覺得還是很難有人超過的。

上海這個城市光有一個女作家還是比較陰性的,上海城市有它的復雜性,特別是它過去三十年代的時候是一個非常豐富的城市。劉吶鷗可能在座的有些人不知道,劉吶鷗是日據時代的一個臺灣人,生在臺灣,學在日本,成名于上海,最后死于上海,當時才36歲。我為什么說劉吶鷗是跟上海的文學記憶有關系的呢?那時候的上海是一個真正的國際性大都市。我是前幾年很偶然看到他的作品,因為他留下的文學作品不多,比較有名的叫《都市風景線》。我看了以后覺得非常詫異,他的立意是非常尖銳的,而且到現在還有話題性。《都市風景線》也不厚,才幾篇小說。比如說他寫第一篇,叫《游戲》,寫一個男的舞客在舞廳和一個女人發生了奸情。還有一篇叫《兩個時間的不感癥者》,寫兩個花花公子在社交場合碰到一個女人,兩個人爭風吃醋,結果卻都被那個交際花給耍了。他寫了一連串的都市女人,而且里面非常明確地體現了,都市生活是一個邪惡的生活,邪惡的代表就是都市的欲望,這個都市欲望的代表是什么呢?就是女人。這是他非常鮮明的一個講法,他覺得一個男人要在都市里過得成功,成功的標志是什么?就是他在這個城市里得到了一個或者幾個女人。這些女人是城市欲望的代表,男人獲得這些女人以后,他同時也被這些欲望征服,他同時也是欲望的奴隸。這些女人對整個都市的欲望是一個無底的黑洞。

女人未必像劉吶鷗講的,是邪惡之源,但這個問題到今天還是有意義的。我們都看到了劉吶鷗提出的這個問題,在現代生活中也得到了一定的印證。都市男女,特別是都市摩登女人給男人造成的這種壓力,從劉吶鷗時代就體會到了。所以我覺得劉吶鷗作為都市記憶的一部分,不在于他的文學成就有多高,他的文學成就是遠遠不如張愛玲的。但是他提出的這個問題,到今天仍會引起很多人的共鳴,或者引起很多人激烈的反駁。所以從這個意義上看,他成了上海這個大都市的文學記憶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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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大春:如果要看一個城市的特色,不管是地方特色、語言特色,或者是文化沖擊特色,只要是這種有交流狀態的城市,如果有文人出現,它就會立刻展現,并且成為剛才小寶所說的城市記憶。而記憶這個城市的工作,可能要交給幾年以后、幾十年以后,不幸的話可能是幾百年以后,都不見得有人把它當成是真正的城市記憶。劉吶鷗大概是在日本留學期,非常明確地接受到新感覺派。當時新感覺派最重要的領導人就是橫光利一,另一位就是川端康成。新感覺派移植到了劉吶鷗這樣一個具有國際經驗或語言視野的作家身上,呈現了他個人對于人性最根本的發現,還帶來了非常強烈的情感,讓他在花花公子的經驗里面,找到最關心的一件事情,就是女人的性快感比男人強。我現在盡量用接近醫學的語言,忠實而不帶情欲地描述他。這種對于性的恐慌,事實上可能是對另一種恐慌的代理。他用最方便的欺負對象,用女人去責怪這種性欲權化的現象。可是事實上他想要指責,而他沒有能力抽象化,或者是把它重新回到現實具況的,是他對城市的恐懼。劉吶鷗是一個流浪在各個不同城市的鄉下人,一個莊園的少主,但是他除了語言之外,并沒有特別的技術或能力、學識,去面對正在展開的城市生活。1920年代的上海,已經醞釀了極大的社會張力。這種社會張力已經無法從文學內在、或者文學人主觀的論述里把它厘清。所以,就像剛才小寶所提到的,劉吶鷗可能是在探討一個城市,或者是探討一種生活形態,或者探討一種集體文化,而不見得只是表面上講的女人,或者是性。當一個人在都市現代化的生活里無法找到合適的位置投入,并且去解釋這個世界為什么會有比如說貧富的差距、階級的差距,或者是他根本不想面對這種客觀化的極端沖突的世界,那他只好回到最簡單、最直接、最自然的身體感性里去找。他認為那女人,可怕的不會用完快感的女人,就是我的敵人,就是消耗我的人、欺騙我的人、辱沒我的人。所以對于劉吶鷗文學表現上的解釋,不應該鎖在他對女性的敵意上,反而應該鎖在他無從整理的那個現代化過程的強大敵人。一個都市生活,必須有它生活里的花花公子。劉吶鷗就是花花公子,而且是一個最深刻的花花公子。他的深刻性也在于他的片面性,而他的片面性就是把一個女人,作為他對都市生活的反對和厭惡的一個對象。他其實就是,包括我們現在很多人都會碰到的,現代化的都市生活的消化不良癥。


(本文節錄自家張大春、小寶于2012年7月15日在方所的講座)


編輯/伊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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