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緣密度:后鄉村主義作為城市發展模式

2016-11-21 11:09:30林達

引 言


鄉村模式在地域主義或民間社會模式(城市社會模式的反例)的思考已經不能滿足在建筑及城市實踐中所需要解決的問題。 故此, 我們希望探討如何利用鄉村模式去尋找其對城市發展新的啟發。 在城市中, 我們所能夠找到的“另類”模式, 基本上可以分為兩個大類:一類是把以市場導向的當代城市主義推向極致(如不斷突破的摩天樓高度), 而另一類是對鄉村主義回顧(如有意識地創造鄉村模式所帶來的小尺度城市肌理)。 但是, 更為我們所關注的新發現, 是城市中最為高密度的片區, 如城中村的再開發, 往往是由鄉村模式為基礎所形成的。 另外, 如果我們繼續研討一些中國鄉村的模式, 如客家土樓, 我們發現在鄉村產生的建筑類型其實也在解決高密度社區的問題。 在本文中, 我們希望能夠進一步檢驗鄉村模式, 或對鄉村模式再次演繹(所謂的后鄉村模式), 從而尋找城市化中有別于上述兩種一般途徑的第三條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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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邊緣密度研究的探討

 

最近,都市實踐研究所正在同時研究兩個平行的話題。首先是繼續我們此前對于城中村現象的研究,另一個是對土樓公舍項目的使用評估。兩個項目都有顯著的農村傳統,都涉及到城市邊緣(無論是內邊緣還是外邊緣)產生的超密度問題:城中村從自下而上的“非正規”生存策略中產生,而土樓公舍項目則是由自上而下的正規策略主導,卻引用非正規的適應性生存方式。城中村原本是農村,經過幾十年時間逐漸有機地變成小而高密度的閉合城市景觀,并且在居住和土地使用政策改革中不斷變化;而土樓公舍是年代錯位的舶來品,從某個地方連根拔起(名副其實,因為烏托邦意味著烏有鄉)然后“撲通”一聲扔在一塊精心準備的陌生土地上。“連根拔起”(uprooted)一詞顯然和二者都緊密聯系:對于城中村來說,農耕用地被強制征收,讓位于新的城市結構,土地使用權被強制轉換成城市標準,原有土地所有者被迫簽署不公平的土地協議,租戶在重建時被大規模驅逐;而在土樓公舍的案例中,其類型學源自它原本的鄉村文脈,其目標卻是將轉型中的人口重新安置到城市超密度環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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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被引入鄉村,舶來的城市化包圍了村莊(如今是城中村),這一過程造成了瑞士奶酪般的局面,從更偏遠的鄉村涌入的外來務工人員在城中村中造成了超密度;土樓這種鄉村建筑類型被引入城市,用以試 驗“非正規”概念,探討邊緣人口的超密度問題以及他們在“正規結構”之外賴以興旺發展的系統。“土樓公舍”原型預示著以正規方式構建的非正規密度模型的未來,城中村的暫時狀態最終會被消除,并且由常見的“后城中村”式高密度(購物中心、高樓大廈等)代替。從城中村的非正規方面汲取經驗的嘗試并不鮮見,但由于它“貧民窟”式的意向,開發商寧愿把這些地區變成一張白紙,把它們在中國飛速城市化進程中的歷史印跡(不論可不可見)抹得一干二凈。也許“土樓公舍”援引“非正規”策略的成功之處在于,它激起了一種懷舊的意向,讓人們不禁想起毛時代上山下鄉的理想情懷,再創出一種社區“全景監視主義”(community-panopticonism)意向和看似自給自足的社會主義單位制。假如我們剝離土樓和城中村各自的形式和歷史,再進一步把它們簡化為純粹的非正規居住生存策略,這些設計策略是否能夠為城市邊緣的(再)發展創造出新的類型?我們在“后城中村”和土樓公舍嘗試的失敗中學到了些什么?

 

 

城市主義中的后鄉村類型學

 

城中村不是將鄉村風光植入到城市中,實際上,它描述的是一種城市邊緣擴張和不斷包圍農村的現象。因此,盡管中國有些城中村位于市中心,它仍應被看作一種邊緣現象。深圳的城市肌理中隱匿著320個城中村,盡管它起源于鄉村,但非專業人士或許認不出它們來,因為它們已經融入了城市形態,只是擁有不同的土地使用權,包含不同分區的歷史印記。社會活動的“非正規密度”對于初來乍到的外來務工人員更容易理解,因此成為通往體制化城市生活的踏腳石。與容積率、人口及其它量化概念不同,我們更愿意采用“非正規密度”來定義城中村的空間特質,它描述了社會交往和日常活動的強度。這一概念與中國傳統社會聯系緊密,即社會運行基于人際關系而非制度體系。因此,當我們討論密度問題時,我們不應只把注意力集中在物質環境的密度上,同時也要關注城中村里密集的社會交流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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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實踐對于大芬的持續研究是證明密集的社會網絡推動外來人口進行商業和日常生活的關鍵例證。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一位香港藝術商被相對便宜的租金和安靜的鄉村環境吸引,在大芬村開始了第一筆與繪畫相關的生意。這位香港藝術商的成功逐漸吸引了許多深圳和其他城市的村民前來學習繪畫。如今,0.4平方公里的大芬村已經聚集了10,000名居民和工人,絕大多數是外來人口。來自全國的畫匠們自發組織起名畫仿制產業,知識技能的傳遞建立在人際關系的基礎上,年輕的畫匠一般都是老畫匠的同鄉。這種社會或家庭中介體系與外來務工人員介紹鄉下親戚去同一工廠工作的情況十分類似。

 

除此以外,在蔡屋圍城中村研究中我們也發現,非正規密度補償了正規密度的局限,比如中國低收入社區缺乏規劃的情況。“大學畢業后,我曾在城中村中生活了兩年”,一位年輕男士說。他自稱當了4年的室內設計師并面對了許多挑戰。在城中村中生活使他能夠省下更多薪水,而他現在已經準備好搬離此處。這個例子證明,城中村緊湊的居住環境成為年輕白領在城市中打拼的孵化器。

 

 

正規密度作為城中村再開發的策略

 

不幸的是,非正規密度的傳統替代品是正規密度。運用高密度來處理高密度問題似乎是城中村重建最有效和高效的方式。首先,業主能夠得到高額補償,分享房地產開發的利益;其次,私營開發商能夠通過開發更稠密的城市區域促進商業發展;第三,當地政府終于能夠獲得城中村土地的控制權。

 

白石洲村是目前深圳最大的城中村,正待重建。重建區域的面積是60萬平方米,包括21萬平方米的建筑區域。大約有140,000人住在這個村子里,其中有120,000是外來人口。綠景房地產是該地區的開發商,目前計劃重建后的總建筑面積將達到550,000平方米,它將從容積率為3.5的城中村一躍成為容積率達9.16的超密度新城。然而,我們如何能夠從形態學角度定義這個新的超密度區域?以大沖村開發為例,慣常可見的高層住宅、購物中心和辦公樓將替代城中村的原有房屋。拋開了原有的歷史印記,這個地區將變成另一個普通中國城區,而比周邊區域密度更高。諷刺的是,新開發的區域在物理上好比擴大了的城中村,只是密度更高、規模更大,卻失去了原本城中村里那些補償體制規劃的不足的功能。

 

回到超級密度的問題。對于超級密度問題的研究,并不是一個嶄新的課題。反之,可以說這個問題已經被研究得非常通透。但是,問題是在50或60年代的當年,對于這個問題,只有答案,但事實上并沒有人正式提出問題。或者是由更實際的角度出發,當時甚至現在的歐洲、美國的社會并沒有真正需要這種密度。但是在當代的中國社會中,密度成為了我們解決實際問題的方法。以城中村的再開發為例,因為鄉村模式中對土地的產權問題,因為產權擁有者對自身在社會中定位的問題,也因為城市對土地的龐大需要的問題,超級密度需求的問題已經提出。但是,我們的城市好像還在利用一種普通方式回應這個超級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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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研究

 

我們的研究課題可以說有一條明顯的線索,就是對后鄉村模式在建筑類型上,在社會營造上,及在社會經濟上進行探索。這種探索并不是一種簡單的鄉村情節,而是對鄉村模式進行具批判的反思,并轉化成可以運用的設計工具。

 

有如上文所說,我們還是以對福建客家土樓的鄉村模式進行研究,探討鄉村模式在現代主義價值觀中是如何被膚淺地重新演繹。而我們又是如何希望能夠真正利用在鄉村主義中所學到的知識,研究另一條鄉村與城市發展的模式。另一方面,我們也希望對都市實踐的土樓公舍項目進行使用后的研究,嘗試檢驗這種以鄉村類型為原型的建筑設計策略如何更為適應城市的需要。最后,我們將會以其探討城中村由鄉村模式成為后鄉村模式,然后再成為后城中村模式的演變。這種研究把我們在密度上的探討推向極端。

 

 

林達
現任都市實踐研究部總監,從事城市研究及城市設計等工作。同時是香港中文大學建筑學院兼職助理教授、哥倫比亞大學建筑學院中國實驗室研究學者及2013年香港深圳雙年展(香港展區)執行策展人之一。


編輯/伊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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