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生祥×鐘永豐:我莊在南方

2017-01-09 10:28:19林生祥×鐘永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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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林生祥的音樂創作,扎根于臺灣客家音樂,又吸納內化了包括非洲節奏在內的大量世界音樂元素,為漢語民謠打開了一條全新的創新道路,在臺灣和大陸民謠音樂圈有著廣泛的知名度和影響力。而鐘永豐則是一位資深社會運動家,曾出任臺灣第一位行政院客家委員會主任秘書,其后也擔任過嘉義縣文化局局長,是臺灣社會全方位的深度觀察者。正是基于這樣豐富的人生閱歷和深入思考,鐘永豐為林生祥創作的歌詞部分,全部運用客家方言,從本土出發,記錄、整理、傳播、思考客語詩歌和音樂的全新可能性,在華語音樂圈有著廣泛的影響力。2014年7月22日,林生祥和鐘永豐在方所,分享自然和音樂的聯系與他們的民謠創作之路。


林生祥:我們自稱說住在美濃山下,走上走下,不如美濃山下。美濃山的海拔才650公尺左右,但是它的變化很多,白天和晚上感覺不一樣。每一次我從外地坐巴士回家,從縣道進來,向著北邊,看著美濃山回來。后來我談起這種習慣,才發現不只有我,有好多朋友都是這樣。當然美濃一直在改變,每一代都要做不同的努力。20年前,美濃遇到一個公共議題,發起了反水庫運動,幾乎整個美濃的公民都參與進來,把水庫一直擋到現在。每個年代都遇到不同的挑戰,老中青在臺灣是很特殊的知識分子,他們有一種傳統——出來扛責任,比如鐘鐵民老師,我的岳父宋永松,他們大概七十歲,有念書,愿意出來承擔公共事務。這給我們后輩一個很好的鼓勵。讀到的知識就是力量,但這個力量要用在哪里?

 

鐘永豐:我跟生祥從1998年開始合作,目前為止已經合作了6張專輯。我們從概念專輯的方式創作,第一張《我等就來唱山歌》表達的不只是反水庫,還有每個事情后面的概念、理念和文化性的脈絡。反水庫更多的是一個氣質,更多在談人的情感和理念。《菊花夜行軍》則是回到美濃,做一個農業生產基地,談農業問題,談農民。當時臺灣剛剛進入WTO,整個臺灣的農民農業農村開始面臨很大的轉型,很多的困惑和糾結,包括兩代人關于農業能不能作為安身立命的職業的矛盾。

 

《臨暗》主要是寫《菊花夜行軍》里面一個虛擬的故事,主角叫阿成。阿成在回到家鄉之前,是都市里的一個勞工。1990年前,臺灣開始經歷泡沫經濟,都市勞工的命運。比如其中一首歌,《三班制》。這首歌寫的是超市、科學工業區等的工作人員怎么感應這種工作場所。一排一排連著的燈管,光線從四面八方而來,照在身體上,腳下沒有影子,不知道外面到底有沒刮風,有沒下雨,有沒有出太陽,你跟你的環境是阻絕的狀況。這是現代年輕人面對的非常典型的工作環境。《臨暗》之后,我們又重新回到農村。1990年代末期后,越來越多年輕的農民回到農村,用新的想法面對農業,用有機的方式來從事農業。同時,他們也不太像過去的農民那樣,把自己的生活跟農業分開,他們重新在農業里面找到自己生活的價值跟生命理念。這是臺灣農業一個新的契機,所以我們又寫了一張專輯叫《種樹》。

 

在客家社會里面,女性的勞動參與率非常高,在家庭里面的決策地位也很高。我們從小受各式各樣女性的影響。所以我們想要討論一個很重要的脈絡——農村的女性。《野生》這張專輯甚至一路談到女性在臨終之前,比如她們一樣會面臨生命的終極問題:家在哪里?如何回到那個家?這個主題聯系到目前這張《我莊》,家在我們思想和情感里的作用,隨著現代化程度的不同,甚至走入后現代之后,家的主題從來沒有斷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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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生祥:我跟永豐合作以來,關系一直在改變當中。我們倆合起來才是完整的singer-songwriter,唱歌的人,同時是寫歌的人。我們倆合作那么長時間,吵架無數,終究還是一直不斷地合作,隨著生活的樣態,有新的變化。


永豐的歌詞有決定的概念,把結構做出來后,一首一首地完成。他一邊寫,一邊丟給我,但《我莊》不一樣,他一整批全都一起丟給我。對我來講,這是不同的感受。很有趣,我們詞曲上的關系,很像夫妻,很像感情上的伴侶。那時候我看到永豐的歌詞,越讀越高,越讀越遠,我心里想讓感覺不斷堆疊,越來越怎樣……在編曲上,我選擇了一個堆疊的排列組合,讓同一個旋律不斷重復,畫面感跑出來,最后越來越少時,突然間在縮回來的時候開始唱。

 

我想美濃對我影響有兩方面,一個是田,然后是美濃山。這影響著美濃人,包括我的性格。我是一個音樂人,沒有做農業的生產。但是我做音樂的方式比較像農人在生產作物,用野戰錄音室,一下雨也不能錄音。我們要跟大自然對話,跟土地公對話,跟天地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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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永豐:臺灣在1990年之后出現了非常多從東南亞嫁過來的女性,我想通過《秀貞芥菜園》,讓臺灣的朋友知道,我們要面對社會的復雜和多元,哪怕是進行創作,都不該漏掉她們。臺灣的農村非常具體地呈現了臺灣社會很多的問題,需要許多理解和諒解,透過這首歌,我們呼吁公共場域的出現。現在臺灣出現很多新的社區的東西,比如說大家支持的圖書館、托兒所和照顧老人的場所。

 

林生祥:《秀貞芥菜園》的歌詞是真人真事,秀貞真的叫做秀貞。秀貞在嘉義的中埔鄉,有一塊地持分,不能分割,沒有做什么,她提供出來,讓大家種菜,一起種,一起分享。小孩也去玩泥巴,生病的人也一起種菜玩泥巴。我帶我的孩子在田里面玩的時候,她非常開心。泥土對于人有一種特別的能量。有一次我帶女兒去釣青蛙,釣了一個半小時,沒有釣到半只,心里對她感到很抱歉。我們小時候隨便釣都一堆,藥用過量了,青蛙都不見了。于是寫了這首《草》。

 

鐘永豐:我們從小跟草就是不共戴天的關系。比如種將近十畝的稻田,雜草是人工一棵一棵拔,全家一起,拔到差不多一半的時候,前面的田又長雜草了。拔草拔到早上11點時,太陽照射在水田上,反射的光非常刺熱。所以非常痛恨草。后來發展出除草劑,但青蛙很快就沒有了。非常多美濃農民,包括我的父親,都受到農藥殘留的毒害。對農村的生態體系比較了解之后,越來越覺得,如果我們還是那么不共戴天地去分別作物和雜草的話,農村到后來也不適合我們繼續生活。


林生祥:女兒出生以后,生活中我們本來就胡亂唱歌,在家里唱,騎腳踏車一起唱。后來我試著寫童謠給自己女兒聽,今年寫了《拔蘿卜》。去年帶女兒去拔蘿卜,她力氣不夠,大根的她就一直往后拔,往后倒。我們在田里度過很美好的時光,我用歌記下來。“蘿卜快成熟了,大家快去拔蘿卜,有那么多的蘿卜,一二三四六八九十……”因為我們從來沒有教過女兒數數,她數數的時候一定會跳過五跟七,在歌詞中,我也把數字寫成一二三四六八九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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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永豐:農村是很重要的文明跟文化的心靈故鄉。在《我莊》里面提到很深層的渴望:回到農村。更多的人去談在新的農業耕種里面,人的心靈和價值如何返璞歸真。這不只有臺灣,全世界越來越多地方在談農業。在目前愈演愈烈的經濟環境里面,有很多深層的渴望在紛紛萌芽。我在這過程里找到跟大的新農業趨勢的呼應關系。我們想要寫些什么來表達這種新農業趨勢的期待和期許,希望通過創作為新的農民農業農村的可能性注入一些有趣豐富的內涵。

 

林生祥:永豐在《我莊》里寫到,“思想起,我莊圓滿”。我對“圓滿”有很多很多的想象。永豐寫到農村里的事情,我覺得因為他得到了城市的經驗,看農村的圓滿。我也是這樣,曾經外出,回頭看我莊,才會比較準確。抽離出來,才會有更多的角度看自己的家鄉。

 

鐘永豐:如果農村里面可以重建人跟生態、人跟自然的關系,可以重建更好的農作物、野生植物、動物的關系的時候,農村有可能作為現代人的文明可以滋養的地方。這是《我莊》這張專輯表達的期待。

 

林生祥:從反水庫運動到現在已經有差不多20年,反對運動不應該只有反對的過程,應該有建設的過程,到底想把這片土地帶往哪個方向?我很希望美濃跟別的地方走不一樣的路,它跟自然、生態有序相關的新的產業和生活方式。我內心是這樣期待的。

 

鐘永豐:兩岸有非常類似的過程。我們所走過的農村現代化的過程非常相像,比如大量使用化學肥料和農藥,我們都通過教育把孩子驅逐出農村,并且沒有教他們農村文明的內涵,讓他們向往遠方的城市和工廠。我們要不斷地反省現代化的過程,才可以走到另一個階段,跟現代化之前的農村有對話和接合,產生很有趣的東西,它既不是現代化的,又不是前現代的,是新的,在這里面,也許我們能找到更多的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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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永豐

臺灣詩人、作詞人和社運活動家。高雄美濃客家人。交工樂隊執筆者,2000年以音樂專輯《我等就來唱山歌》與林生祥、陳冠宇同獲第11屆金曲獎最佳專輯制作人獎。2005年以客語歌詞《臨暗》得第16屆金曲獎最佳流行音樂作詞人獎。2007年,以客語歌詞《種樹》再度獲得第18屆金曲獎演唱類最佳作詞人獎。

 

林生祥

高雄美濃人,被臺灣樂評人馬世芳譽為“臺灣最重要的創作歌手”。大學期間成立觀子音樂坑樂團。畢業后回家鄉美濃以觀子為底改組為交工樂隊,出版備受好評的《我等就來唱山歌》《菊花夜行軍》兩張專輯。2003年交工樂隊解散后繼續與筆手鐘永豐搭檔詞曲,出版有《種樹》《大地書房》《我莊》等專輯,多次獲得臺灣金曲獎等音樂大獎。


(本文節選自2014年6月19日林生祥與鐘永豐在方所的講座與講座上播放的視頻內容。)

編輯/葉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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