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人在代表農民嗎,富人能代表農民嗎?

2017-09-19 11:5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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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村》

作者: 賀雪峰
出版社: 北京大學出版社


鄉村是中國的起點,鄉土中國即是傳統中國;而今天的鄉村面貌則反映了今天的中國面貌。


如果說費孝通先生的《鄉土中國》解釋了,我們為什么是這樣的?我們從哪里出發?那么賀雪峰教授的《治村》則展示了,我們現在是怎樣的?我們走到了哪里?


能人、狠人、富人與“刁民”,公平、公正與公開賄選。高效的競選團隊,百萬是村級政治的門檻,鄉村版紙牌屋,還有傳統錯綜復雜的鄉村人際關系。作者通過大量的實地調研向我們展示了一幕幕讓人目瞪口呆的場景,也提出了解決這些問題的可能方案。


田園牧歌、遠離塵囂、藍天白云……這些——還是提起鄉村就會出現在你腦海里的詞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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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國如何治村之富人治村 


作者:賀雪峰

(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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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西村



富人當村干部和村干部變富人是完全不同的邏輯。


村干部變富人,村干部就是利用其身份來獲利,而富人做村干部則不同,是富人利用自己的財富和資源,成為村干部,并且進一步提升其經濟利益和自我價值。


富人在代表農民嗎,富人能代表農民嗎?




 一、競爭激烈的選戰,由富而貴的追求  


沿海發達地區的村莊,不僅村莊經濟比較發達,而且往往由于處在沿海城市帶的位置,而使村集體土地具有了較強的財產屬性,典型是農村宅基地具有很高價值,私人交易的話,一塊宅基地可能值50萬元甚至100萬元。在1990年代發展鄉鎮工業時,村社集體將大量農地用于辦廠,幾乎每個村莊都有大量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這些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每年可以獲得不菲的租金收入。


因為村社集體有資源,村委會選舉受到高度關注,村莊老板群體因為辦有企業或者經商,這些企業可能就辦在本村,本村土地上還有大量辦有工廠的老板,村干部有機會與這些在本村租地租房辦廠的老板建立密切關系。而且,辦廠經商的富人村干部可以利用村干部的名份與地方政府建立密切聯系,這有利于富人村干部的經營活動。且村干部身份可以提高這些富人的信用。總之,對于本村辦廠經商的老板群體來說,他們愿意當村干部,他們當村干部的重點不是要有誤工補貼,而是可以利用村干部身份來更好地實現辦廠經商的利益,這個利益比當村干部的收入多得多了。實際上,當前沿海發達地區,村干部的報酬往往還不夠他們的香煙消費。


對于老板群體來說,村干部職位可以實現比較大的利益,而對于一般村民,村干部職位只有有限的誤工補貼。因此,老板群體就有著較一般村民更大的意愿來競爭村干部職位。老板群體對村干部職位的競爭形成了村干部職位的價格,這個價格遠遠不是一個普通村民可以支付得起的。當前沿海發達地區村委會選舉中普遍存在激烈的村委會競選,甚至會出現賄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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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邱莊



村選激烈的原因,除以上經濟利益的考慮以外,還有別樣理由。經濟發達地區的鄉村,富人很多。在這樣一個富人聚集的地方,一個人要想活得有價值,被人瞧得起,具有美譽度,有面子,有趣,僅僅有錢是不夠的。若能當上村干部,也算是一種自我實現:自己可以與一般只是有錢的人不同,還多少有點權,還可以在公眾場所拋頭露面,還可以進入到政經一體、官商一體的更核心的南溪鎮名人圈中。大家越有錢,通過錢來實現自己有意義的人生、展現自己獨特價值就越難了。因此,通過參加選舉來尋找人生的刺激,來獲得更加豐富的人生意義,就是題中應有之義了。通過選舉來證明自己其實還是當地有影響受歡迎的名人,通過當村干部可以實現比僅僅有錢更多更豐富的人生價值。


這個意義上講,排除所有利益的考慮,越是經濟發達地區,有錢的人越是可能通過競爭社區內的諸如村干部職位這樣的游戲來表現自己的存在和價值。價值密集產生了意義密集,意義密集通過競爭村干部職位等等所有具有稀缺性的資源表現出來。這樣看來,南溪鎮乃至全國農村出現村莊賄選,不能只歸結為經濟利益,更不能說就是要當村干部來貪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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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邱莊的“九龍壁”



在沿海發達地區,富人當村干部具有必然性,甚至可以說富人治村是不可逆的。這種不可逆還不只是表現在富人當村干部上,而且有更多表現。


在沿海發達地區的農村,村莊一般都會形成激烈競選,這種競選不是老板群體與一般勞動收入群體之間展開,而是不同的老板展開競爭。以兩個出面競選的富人老板為臺面人物,村民分成兩派,在一些競爭特別激烈的村莊,就形成了激烈的派性政治。這種激烈競爭在某種意義上就將村莊政治向所有村民開放了,村民在村莊事務中就相對有了發言權。


還有另外一些發達地區的農村,為了防止賄選,縣鄉有意限制激烈的村委會選舉,這有很大的合理性。村干部主要以上級選拔的形式產生。由上級選拔為主產生的村干部也一般只能是富人,因為富人有能力和意愿來當這個村干部,及當好村干部。


上級選拔村干部主要是希望村干部有能力搞好村莊治理,包括完成上級任務。富人有強烈當村干部的意愿,前面已述,不再多說。有能力的原因是,他們比一般村民掌握著多得多的資源,這種資源就是能力。比如,富人當村干部,他們更有能力通過自己的關系網絡來找到對付釘子戶的辦法,因為他們不僅“講得過而且打得過”那些不服的人,所謂“講得過”,是講道理講政策,所謂“打得過”,是村支書總可以找到這個釘子戶的關系戶,然后通過關系戶來勸說或者威脅。比如,釘子戶不給村支書的面子,而正好釘子戶的兒媳婦在支書廠里當會計或在支書朋友的公司當出納,支書就可以通過釘子戶的媳婦來做工作,這樣做工作幾乎沒有做不通的。除非是村莊中與所有人缺少聯系的邊緣人,否則,富人村支書都有辦法來對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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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西村的“華西酒店”



 二、商會:村莊精英群體俱樂部  


2015年暑假到浙江紹興調研發現,地方政府為了增強基層治理的活力而進行治理創新,紹興地區倡導推動了各種民間組織的建立,以提高鄉村治理的社會資本。其中,2011年紹興市開始推動成立村級商會,具體就是村莊內具有一定規模的企業家聯合起來自發成立的企業家聯盟。紹興市農村,幾乎所有村莊都占用村集體土地辦有企業,其中相當部分已經成為規模以上企業。在政府號召、村干部動員下,商會很快就成立并活動起來。一般一個村規模以上企業的企業家都會參加商會。會長由企業規模大且辦廠經商比較早、輩分比較高、人緣好、威信高的企業家擔任。會費自愿,一般每年至少一萬元會費,這樣,商會很輕松就可以有每年超過百萬元的會費。商會還有專門的辦公室,常年有人值班,商會會員經常聚在辦公室一起喝茶聊天。


總體來講,在村級治理方面,商會至少有四個方面的作用,一是為村莊公共品供給提供資金;二是調解糾紛,村中絕大多數村民都在村中企業上班,發生糾紛,糾紛雙方的老板出面調解,效果遠比村干部調解要好;三是扶貧濟困,尤其是發起對村中特困戶或遇到天災人禍村民家庭的捐款;四是對待邊緣人群,比如上訪戶或釘子戶,以及賴皮戶。尤其是村莊中有些游手好閑者不擇手段撈取好處,比如本來村里做公共工程,他們卻通過當釘子戶來要求高價賠償。村里不能給這個錢,因為一旦給了,其他村民也會要。這個時候就由商會出錢擺平,將之前公的關系變成私的關系。


正是因此,紹興市的村干部很歡迎一個活躍的有所作為的商會。且村支書一般也是企業家,也是商會一員。


商會經常活動,對村莊內的企業家來講,就比過去只有私下朋友聚會有了一個更為正規的交流場所,這樣的交流既可以聯絡感情,又可以交換商業情報,還可以融資。商會在村級治理方面發揮作用,就使得商會成員可以更加正式地在涉及政府部門、銀行、職工方面的事務上找村干部協調幫忙。按一個村支書的說法就是,“商會給村里的支持很大,村里給商會企業家的幫助也很多。村里有什么事情搞不定,就請商會出面,商會的企業家有什么困難,只要村里能幫得上忙的,村里就一定會幫”。


中國的土地是公有制,當前沿海發達地區的村辦工商企業的用地絕大多數是租用的村社集體土地,并按年支付租金。這個意義上,在村集體土地上辦廠經商的老板就不可能不與村干部打交道。而村莊中的絕大多數農戶都與這些辦在村里的工商業有聯系,最普遍的就是就業。這樣,在村級治理中,村干部就可能通過工商企業老板來做一般農戶的工作,而工商企業在用地、稅收、工商、銀行等等方面求助村干部,商會的成立就進一步將之前自發形成的老板群體與村干部之間的聯系合作渠道正規化與制度化了,或者說,村級治理中,錢權結合在一起了。這種結合使得村干部在完成諸如美麗鄉村建設、對付邊緣群體、解決村莊公共供給方面更有能力。當然也就可能存在因為錢權結合而造成的村莊政治排斥:一般村民更加缺少表達意見的機會,村莊治理更為圍繞強勢群體的訴求在進行,村民在各個方面都被進一步邊緣化。


紹興商會建設無疑增加了農村社會資本,在鄉村治理中是發揮了正面積極作用的,這是好事。只是當資本從來都是強勢時,通過商會組織起來的資本又與村級權力結合起來,村民就可能更加缺乏了對村莊政治的干預能力。村莊政治因為政商的緊密聯系,而將一般村民的表達機會也剝奪了,村民的怨氣與不滿就無處發泄,他們因此在任何涉及集體的事情上都表現消極。村集體為了建設美麗鄉村而栽種的名貴苗木就總是有人將樹剝皮弄死,村莊中形成了富人群體與一般村民之間的對立,村莊中彌漫著一種奇怪的緊張。當資本從來都是強勢時,通過商會組織起來的資本又與村級權力結合起來,就可能會造成壓制性的力量,造成村級權力運行的社會基礎的失衡。這種失衡在我們調研的沿海發達地區個別村莊已經有所顯現,因此值得警惕。


如何讓村莊政治具有開放性,讓一般村民有表達其愿望的制度空間,對于當前沿海發達地區的農村來說,是很重要的事情。必須在富人治村與基層政治的開放性之間取得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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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代表的構成  


在沿海一個鄉鎮調研,發現縣人大代表選舉競爭十分激烈,不僅普遍出現了組織安排候選人未選上的情況(即將組織安排作為替補者選上去了,體現組織意圖的候選人卻落選了),而且經常出現沒有列為正式候選人卻在另選他人欄得票當選的情況。最激烈時,全鎮甚至有1/3的體現組織意圖的候選人沒有選上人大代表。有了這樣的慘痛教訓,在以后的人大代表選舉中,鄉鎮在推薦正式候選人上就十分謹慎。


激烈競爭人大代表是否意味著農民政治意識突然覺醒了,組織起來表達自己的權利?顯然不是,而是當地的富人希望能當上人大代表,以獲得一個好聽的名義,以及有與富人身份相匹配的政治地位。全鎮最近一屆縣人大代表有14人,其中縣鄉干部2人,一個是放在本鎮選舉的縣委副書記,一個是時任鎮人大主席。村社書記主任5人,社區干部1人,全鎮最大企業的出納1人,企業家5人。企業家當然是富人,當選人大代表的5個村社書記主任無一不是企業家,因此,全鎮14個人大代表,有10個是辦廠經商的企業家,或者就是老板。


該鎮本屆政協委員有13人,政協委員是不用選舉而是按界別推薦的。除鎮委副書記和宣傳委員是列席政協會議的委員以外,另外11個政協委員,無論是通過經濟界推薦上去,還是農林界推薦上去,當上政協委員的幾乎都是企業家,是老板,是富人群體。當然,其中最多的是既當老板又當村支書或村委會主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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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回遷村: 浙江東梓關村


在一個更發達的鄉鎮調研,也問到縣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的構成。讓人意外的是,從全鎮10個人大代表到縣政協委員竟無一個村干部。倒是有幾位村支書是縣黨代表。問及原因,是這個鎮為工業強鎮,鎮里規模以上企業(年銷售額超過5000萬元)有200多家,縣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以這些企業家為主。本來村干部也大都是辦廠經商的富人,只是村干部往往只是中等規模企業的老板,還達不到縣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所需經濟規模的級別。


既然由鄉鎮產生的縣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主要是辦廠經商的老板,可以想見全體縣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構成中富人所占比例肯定是極高的。


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首先是一種身份,其次是一種榮譽,最為重要的,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還是一種權力。無論是全國還是地方,每年“兩會”都是政治生活中的大事。縣政府每年要向縣人大報告工作;縣人大有權力監督政府部辦委局;人大政協的提案,政府部門必須認真對待;人大政協還可以對政府工作進行滿意度的打分;當然,政府官員還要由人大選舉;政府任命的部門負責人要由人大批準;人大代表可以對政府部門進行質詢,等等。


當縣政府要向兩會報告工作時,當兩會代表的提案政府必須答復時,當政府負責人必須由人大代表選舉時,當政府部辦委局必須要由人大進行是否滿意投票時,以及兩會代表可以質詢政府官員時,基本上是由企業家等富人群體構成的兩會成員就會對政府報告和政府行為產生壓倒性的影響,政府報告和政府行為必須要反映這些企業家的預期,滿足這些企業家的感情,代表這些企業家的利益,這樣一來,地方政府的施政就會變成對企業家利益的回應,這就從某種意義上,真正占人口大多數的一般群眾的利益無人代表,所以就無法被政府工作所回應,人民的政府也因此面臨變質的危險。


有時候,有些人會說人民代表大會在政治生活中作用沒那么大。但是,在沿海發達地區,富人希望借擔任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來獲得政治地位,擴張人脈關系,占據更加有利的與地方政府打交道的位置,從而想方設法乃至通過賄選來當上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而最終地方人大和政協幾乎都是由辦廠經商的富人組成時,這個人大和政協就可能對地方政治悄悄地發生巨大的改變。我們如果繼續無視這種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構成上的巨大改變,而只是在體制框架下面加強人大政協的權力,中國政治的走向就可能出現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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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山村



按:不過不論是拼資產的鄉村競選,還是企業主當政,我們不能以一種先入為主成見,對之進行口誅筆伐。要知道,瞿同祖、費孝通等學者說以前幾千年中國是“皇權不下縣”的治理模式,鄉村自治主要靠宗族和鄉紳。但今天,正在向村民自治的民主方式轉變。


我們并沒有這種現成的經驗,中國60萬個鄉村,8億農民的未來,不能按照某種先驗的政治哲學展開。民主制度的建立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慢慢從中國的土壤上生長起來。富人當政好嗎?金錢競選好嗎?答案不是斷然的。但我們經歷過窮人治村的時代,也經歷過狠人治村的時代,那些記憶顯然并不都是美好的。


誰也不能武斷地批判或贊頌目前村級政治中財富的力量,不要輕視農民自身的才智,來自農村的制度創新曾經是中國改革的邁出的第一步。我們沒有資格去教農民如何學會民主,如何抵抗金錢的腐蝕,健全的民主制度,從來都是在反復的博弈中建立起來的。


南溪鎮的個案,呈現的是一個典型的節點,那就是農民群體正在努力學習、適應并且勇敢選擇他們的未來。


關于公平、正義的社會理想,我們只能一起經歷、一起學習、一起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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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經授權,轉載自微信公號:博雅好書(boya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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